合作行为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根本动力，也是人类社会的最大成功。人类社会中具有亲缘关系以及非亲缘关系的个体或不同群体成员之间均可能存在合作，人类会也正是在人帮人的理念之上才能得以建立。 然而，“合作行为是如何进化的（How Did Cooperative Behavior Evolve） ?” 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众多科学家。正因为如此，在纪念《Science》创刊 125 周年之际，科学家们将其列为未来 25 年人类所面临的最重要的 25 个重大科学问题之一。

      近年来， 理解、揭示人类合作行为背后的认知机制成为比较热门的研究主题之一，而且研究成果争议很大， 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现有研究中有些是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Daniel Kahneman 所推崇的双系统加工（dual-process framework） 的视角进行的，该视角的研究认为合作行为是双系统加工的结果，一个是较快的直觉（intuitive）系统，一个较慢的分析（deliberative）系统。该视角研究中较有影响的是 Rand, Greene & Nowak 等人 2012 年发表在《Nature》上一项研究，该研究认为人的直觉使人更愿意合作（利他），而经过思考后会变得更加利己。该研究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议。 一些后续研究相同的结果，一些则发现了相反的结果，还有一些研究发现人的直觉与合作行为没有关系。 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全球二十多个实验室的五十多名学者联合起来对该实验进行了重复验证无法验证上述主要结论（具体见 Bouwmeester et al., 2017）。 现有关合作行为认知机制的另一些研究是从证据累积加工（evidence accumulation process）的视角进行的，例如 Krajbich, Bartling, Hare & Fehr 等人 2015 年发表在《NatureCommunications》上的研究认为，合作行为背后的认知机制遵循证据累积模型。 具体的说，人们会综合权衡合作与否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并不断累积证据，当累积的证据达到“合作”的边界值（threshold）时会选择“合作”，当累积的证据达到“不合作”的边界值时，会选择“不合作”。证据累积的速率与人的偏好强度有关，即偏好强度决定反应时间。 所以， 决策快慢与直觉系统或分析系统无关。